我讀了鄭先生文章原稿，此文雖短，也列出了六項條目。乍看好像簡要，細讀，許多話只是重複前文。我提出作為佐證的六事，他只用「如果自佛徒看來，便完全不一樣了」一句了事。此外，還加進了與前文相矛盾的意思。比如前一文的第三條中認為我「把這樣一位富有獨創性的書家烙上心理有鬱結的印記」是「荒謬得反藝術」。而這一文的第五條，卻指責我「不是依據學術性的心理分析學派如弗洛依德，或容格學派的」。看來，鄭先生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用自己的話談鬱結，那是荒謬的；如果引證學術權威如弗洛依德的學說談鬱結，那麼就有根有據，站得住了。現在讓我們看看弗洛依德是怎樣談鬱結的。弗洛依德認為，人有强烈的本能欲求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不能得到滿足的時候，感到失望痛苦，可借藝術創作得到宣洩和昇華。弗洛依德所指的本能欲求，主要是性欲求，他稱之為「力比多」（Libido）。藝術創造就是藝術家受壓抑的「力比多」得到轉化、提升的活動。所以有人稱他的學說為「泛性論」。鄭先生既有弘一法師「早已大了大斷」的看法，怎可能再提出弗洛依德的理論，容忍「泛性論」的精神病理學觀點來討論弘一的書法？豈不自相矛盾？至於容格，他說過這樣的話：「真正的藝術是一種創造，而所有創造總是超越於一切理論的。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總要對藝術初學者說：『儘管你可以盡你的能力去學習理論，但是要記住，當你接觸到活生生的靈魂的奇蹟的時候，你就應當把理論丟在一邊，除了你自己個人的創造力之外，理論是無能為力的。』」（容格和貝恩斯著《獻給分析心理學》）。可見，鄭先生雖然勸告別人用容格的理論來分析藝術作品，容格自己並不贊同。

容格並不認為有一套現成的藝術理論，像百寶丹，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藝術創造。面對「活生生的靈魂的奇蹟」，還要運用自己的敏感和思想。弗洛依德的學說雖然深刻地影響了近代思潮，但是就在他在世的時候，已經有了紛紛的異議。他的學生的一代如阿德勒（Adler，1870–1937）、蘭克（Rank，1884–1939）等人，還有容格，都在他的啟發下創造了不同的理論，精神分析至今是一門流派眾多而門戶之見甚深的學科。西方各國也因文化傳統和民族性的不同各有不同的傾向。「學術性」並不指不可動搖、沒有爭議，可以照搬照抄的經典的權威性。

其他問題就不再贅述。我們對「學術」的理解既然如此不同，而對生命的體驗和反思距離更遠，繼續寫下去，不可能得到什麼積極的結果。

2

在寄出〈爭議與共渡〉之後，看到一份資料，覺得值得發表出來。此文在台灣大概很難見到，所以較長地作了摘錄，以供《雄獅美術》的讀者參考。

北京出版的《中國書法》雜誌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出有關弘一法師書法的三篇文章。其中第一篇〈弘一法師遺墨保存及其生活回憶〉註明是「劉質平遺作」。據編者按，劉是弘一法師的得意門生。文章大概寫在八〇年代初，在一九八六年之前。文章末尾說他多年保存老師的作品，現在年已七十有九，年老多病，將不久於世，應該結束保管責任，把全部收藏獻給國家。文章寫到他和弘一交往的情誼和他收藏弘一書法的原委：

「我與先師，名雖師生，情同父子。我家祖上四代都是窮苦出身，我於民國初年入杭州師範讀書（學、雜、書籍、飯費全免），從先師課外研究音樂五年。畢業後，先師又培養我東渡留日，所有費用由師資助，而師入山後直至去世的二十五年間，一切生活費用都由我供給，從未間斷。」

他對老師的書法作品愛惜如命，有具體的追述：

「先師經常把他的書法精品寄給我保存，積累至今，數量不少。保存遺墨，承平時易，戰亂時難。抗日期間，曾有一次移藏安全地點，路遇大雨，遮蓋無物，只得解開衣服，把身體伏在字箱上，約有半小時左右，字件雖保全，但歸後得了嚴重痢疾，學校已代預備後事，幸而神智尚清，終於把生命救活。

自開始保存先師遺墨以來，前後已有六十餘年，沒有一天與遺墨分離。回憶日寇入侵家鄉，友朋約伴暫避，臨行倉促，除攜先師遺墨外，應用物品都未帶出。到了寒無衣，飢無食時，受盡人們譏笑：『哪有人逃難不多帶衣被，不多拿值錢東西，現在天冷了，何不把字來穿，肚飢了，何不把字來吃！學藝術的人，愚蠢到如此地步，可笑之至。』逃難回來，我家所有一切，全部被日寇毀滅，並先世先兄亡兒三代棺木，一具無存。但是先師遺墨精品，不獨一件無缺，並且一件無損。因我視遺墨，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，生命可以死亡，遺墨不可損失。在當時有人說我愚蠢，被譏笑，被輕視。現在卻是自喜自慰，唯其那時愚蠢，才得在今日保存下來完整無缺的書法精品。」

這樣一個弟子，對老師應該是非常瞭解的了。他的話應該很可信，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法師的重要材料。但是，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令我們吃驚：

「師在留日期間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，返國後，初任《太平洋報》主筆，並用插圖宣傳革命。後任浙江第一師範藝術教師。時值軍閥專橫，袁賊賣國，帝國主義侵略日甚一日，先師無法從事藝術工作，苦悶難言，於是誤走了消極道路，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，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，於一九一八年夏在杭州定慧寺出家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，時年三十九歲。從此，一代藝術大家，一變而為佛門弟子，可惜！可悲！」

他把李叔同出家的事看作是「無法從事藝術工作，苦悶難言」，「誤走了消極道路」，「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」。他怎麼能把老師平生如此重大的決定作了如此消極的評價呢？如果說這篇文章是寫在政治壓力極大的文革時期，不得不引用當時的政治套語來保護自己，我們可以同情他、原諒他。但是，他的文章寫在八〇年代，說出這樣的話，我們只能說他對老師實在並不瞭解。因為緊接在這篇文章之後，就印著弘一的一幅書法，寫的是：「念佛不忘救國，救國必須念佛」（附於此文後），並附著幾行小字：「佛省覺也。覺了真理，乃能誓捨身命，犧牲一切，勇猛精進，救護國家。是故救國必須念佛。」可見李叔同雖然出家，對塵世的事仍然關心，尤其是救國熱忱依然熾烈，並無所謂「放下一切」，「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」，劉質平的一番話遠不及李芳遠秋江渡舟中的一段沈默，使我們更懂得弘一法師。我指出這一點的目的是想說明：「情同父子」的門生尚會如此誤解老師，何況活在弘一法師圓寂五十年之後的我們。弘一的思想情感豈是一句「早就大了大斷」便能概括得了的？研究法師的生平和書法的人將來還會有，希望他們的工作比今天的人所做的更謹慎、更細密、更嚴格、更踏實。